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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位耶鲁和斯坦福精英的反思

儿子的高中校友A君有着一份亮丽的履历,目前在斯坦福法学院就读,本科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他,无论在耶鲁还是斯坦福都获得了大大小小的奖项和头衔,显然是精英教育的成功典范。因此不久前被请回高中母校,向即将毕业的学弟学妹们演讲。

A君慷慨激昂的口才令人佩服,然而演讲的内容却令人不得不质疑这种精英对美国社会是福是祸。

“Fight for social justice”(为社会正义而战)贯穿他的演讲始末。他说到,就读耶鲁时被邀请去一位同学家中的派对。看到同学家的豪宅,仅仅一个游戏房就比他自家还大,他当即对此非常生气。当他说到那位富家同学毕业后想进投资银行,更是义愤填膺:“已经那么有钱,还想挣更多的钱!” A君的仇富心态和自义心境,叫人联想起中国人经历过的“贫下中农斗地主“的不堪回首年代,背后的逻辑即富人的财富都是不义之财。

事实上,在美国这个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富人们如比尔·盖兹,往往是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开发出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而富有。他们并非靠剥削穷人致富,相反他们所创办的公司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来源。

况且财富不是问题,怎样用财富才是问题。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传统美国人信奉“施比受更有福”,常常以捐赠的方式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美国富人的慈善事业,从一百多年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到如今的比尔·盖兹,都在造福着美国乃至全球的教育、文化、科学、医疗、公共卫生等等领域。遍布美国各地的教会都在依靠信徒们的捐献,有声无声地从事扶弱济贫的社会福利事业。

不知A君对此如何想:他就读过的耶鲁以及其它不少美国顶尖大学,当初都是靠富人捐款办起来的基督教大学。

A君还屡次提到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似乎是个引以为豪的标签。本来性倾向该是个人私密,在这样的公众场合谈论性事毫无必要,却拿出来跟学弟学妹们宣讲,很有大力提倡之嫌。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让人怀疑也许他当年是以同性恋“弱者”身份被录取进了耶鲁?

如同正确被冠以“政治正确”,正确就被扭曲。当正义被冠以“社会正义”,正义就有了不同标准,施张“社会正义”者就有了理由行使他们自以为是的正义。比如,A君所代表的精英认为,凡是弱的,穷的,就是对的,好的,就是值得保护或提倡的,于是这样的精英大学就可以用种族标准、性向标准等等取代学术标准,这样的精英政府就会以自己所好决定谁可以得到重新分配的财富。实施社会正义的结果带来的是社会的变态,政府成了“救世主”,得到福利的群体变成依赖于政府的施舍,不但不去努力工作改变自身状况,反而视自身为“牺牲品”,理所当然地享受不劳而获。法律面前不再是人人平等,违法者因为出身群体的不同,就可以受到不同对待。政府权力者最终演变成统治阶级,为自己积敛财富。

在社会正义的美名下,某个群体甚至可以践踏其他群体或个人的权益。曾经几度成为全美新闻的科罗拉多蛋糕店主对同性恋伴侣之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对同性恋伴侣强求蛋糕店主菲利普斯为他们的婚礼设计特别蛋糕,菲利普斯因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没有答应,建议他们买店里的成品蛋糕。这对男同志便向科罗拉多州民权委员会投诉,后来又打官司状告菲利普斯歧视。菲利普斯并没有拒绝向他们卖蛋糕,只是不愿意为他们设计蛋糕,设计是艺术创作,属于言论自由。无论从言论自由的角度还是宗教自由的角度,菲利普斯都没有错。

这桩官司明明是同性恋者的恶意挑衅,科罗拉多州法院却在“保护弱势群体”的正义名下裁定菲利普斯违法。所幸,美国最高法院最近裁决,是菲利普斯的言论自由权受到侵犯,真正的正义得到伸张。

令人悲哀的是,当我们还在迷信美国名校的光环,还在相信他们所谓的批判性思维的精英教育时,他们不仅制造出了大批“优秀的绵羊”,还制造出许多 “社会正义”斗士。在自由主义泛滥的精英大学里,不同的观念受打压,正义的概念被扭曲。越多A君这样的斗士出现,恐怕社会离真正的正义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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