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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研究生录取秘闻:华人被潜规则


与中国不同,美国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录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学校、各院系的录取委员会对申请人材料的评估,而这个评估过程十分神秘。近日,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朱莉·波塞尔特(JuliePosselt)出书揭露,在录取过程中,对亚洲学生的特殊对待、以及各种形式的偏见。

这本研究高等教育的专著名为《研究生录取内幕:优点、多样性和教师把关》。朱莉·波塞尔特在现场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披露了美国各精英高校的研究生录取委员会究竟如何作出录取决定,并指出了录取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过分重视GRE考试、对亚洲学生的特殊对待、以及各种形式的偏见。
     文章称,为了开展这项研究,波塞尔特从三所研究型大学的六个院系获得授权,旁观他们对申请人作出评价的过程,并对另外四个院系的教授进行了采访。所有涉及院系都是各自学科领域的领跑者,但作者没有公开它们所属的高校。匿名采访使教授们表现得相当坦诚,告诉了作者诸多不适合向公众谈论的事。
     GRE考试分数备受重视
     波塞尔特在书中披露,精英大学的研究生录取委员会对于 GRE分数“相当有兴趣”,并且每一个院系在实际录取操作中都设有GRE分数拦截线,尽管只有少量院系公开表示存在这种做法。多数院系对外声称采用“全面评估”来筛选申请人,即对于每一个申请人的能力都使用一系列标准来衡量,而非采纳单一标准(如GRE分数)。
     许多录取委员会成员说,需要评估的申请实在太多了,他们需要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比较各个申请人,并排除其中一些。除了GRE分数,申请人本科就读项目的声望也是有用的指标。但是平均绩点(GPA)不那么重要。波塞尔特引用了一位天体物理学教授的话:“绩点,大多数人说它不太会影响他们,主要是因为每个申请人——每个进入决选的申请人——都有着非常高的平均绩点,以至于它没有意义了。”
     波塞尔特询问了委员会成员们为什么如此看重GRE分数和申请人是否来自精英本科院校。她得到的答复大多把研究生录取看作一场“赌博”。教授们依靠数量有限的研究生们在科研和其他任务上同他们一起工作,任何减员都是一场灾难,所以委员会成员们想要降低风险。
     精于考试、面目难辨的亚洲学生
     亚洲学生普遍的超高考试成绩给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也使得他们的决策变得困难。他们不得不弱化亚洲申请人的GRE分数的重要性,以免招收过多此类学生,因而看上去这些院系像在“扶助”来自其他地区的申请人。一位科学教授告诉波塞尔特,“他们(亚洲学生)的(标准考试)成绩个个超过90%的考生。美国国内学生在成绩表上分布比较均匀,所以你可以更多地用它来鉴别申请人。”一位哲学教授更为直白,“当然是有那种很典型的中国学生……考分都是天文数字。”
     教授们坚称,他们对国际学生的考试成绩的观点不是歧视性的,而是基于有些国家的学生比美国学生更重视考试这个事实。
     许多教授表达了对中国申请人通过作弊来为考试成绩注水的担忧,尤其是用来证明英语水平的考试。有录取委员会成员提到,过去曾有申请人的分数显示其英语熟练,但来美国后却表现出极其糟糕的英语水平,令他们很恼火。一些院系要求国际学生通过他们的面试,而对美国本土申请人没有这项要求。
    此外,许多美国教授反映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千人一面”,难以从中择优录取。一位人文学教授甚至对波塞尔特说,“你怎么比较这六个中国学生呢?他们都姓一个姓。”(尽管是个玩笑,但作者在书中注明,中国最常见的100个姓氏被用于87%的人口,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17%,也就是说美国人“重姓”的概率确实比中国人低得多)。
     “自由派偏见”贻害学术界?
     波塞尔特发现,部分录取委员会在评估申请人时会施加个人或集体的偏见。她提及了一个涉及政治偏见的典型案例。某申请语言学博士项目的学生毕业于一个小型宗教大学,该校的价值观遭到了部分录取委员会成员的质疑。一个成员说,“(该校都是些)右翼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另一个人的说法引发了哄笑,他说该校“是由科赫兄弟赞助的。”(科赫兄弟两人均为美国富豪,以资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闻名)
     接下来,委员会花费了比平常更多的时间讨论她的GRE 分数和教育背景(此人考分较高,上大学前在家里接受教育)。委员会主席说,“你们不觉得她是个奇葩吗?”其他委员会成员为她辩护,一个人说该校在人文学领域声誉良好,另一个说她的个人陈述显示出学识上的独立性和良好的批判性思维。
     最后,委员会让该学生进入了下一轮评估,但在接下来的评估中将她淘汰。
     这个案例激起了有关美国大学教育中“自由派偏见”的讨论。过去曾就此话题发表评论的《彭博评论》的专栏作家梅根·麦卡德尔针对这个案例撰文表示,“委员会身上体现的是赤裸裸的偏执。这不仅仅是保守派基督徒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学术界需要面对的问题。”她表示,根据以往的研究,唯一在右倾程度上跟学术界的左倾程度可堪比拟的职业领域是南方浸会牧师。“左派倾向使学术界与它本应服务的社会切断了连接。磨人的‘文化战争’和日益严重的党派分歧标志着社会上的各个派系已经不再知道如何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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