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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底，南京市汇文女子中学正式挂牌，与南京市人民中学在其校址上同址办学。作为南京市历史最为悠久的中学之一，南京市汇文女子中学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所著名的女校，直到1968年，在强大的“男女平等”的价值体系影响下，这所学校被改名为南京市人民中学，并开始同时接收男女学生。
时至今日，基于日趋强烈的对 “贵族化教育”和小班教学的追求，具有性别导向的“社会教育”被重新带回大众视野。以重新挂牌的南京市汇文女子中学为例，这所学校不仅实行小班教学，它的学校建筑也走起了民国风，以唤起女生们对所谓“传统女性角色”的认同。
而同时，在课程设置上，这所学校也拟定了一批“适合”女生的特色课程，比如少女课堂、女性与法、少女审美、服装设计与制作、工艺设计、形体课等等。
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中，单性别教育（Single-sex education或Single-gender education），特别是基于宗教原因和早期教育精英化的现实，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都是教育系统的主流。而在此之后，在男女平权的强大趋势推动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男女同校教育。
然而，在步入21世纪后的近20年，很多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女性主义者开始质疑男女同校教育的公平性。相应的，近20年来，单性别教育的学校和班级在世界各国开始持续攀升。
比如说，2002年，美国仅有12所公立单性别教育学校，而这一数字在2011至2012学年上升至110所；2003年，男女同校学校中的单性别教育班级仅有51个，而这一数字在2011至2012学校上升至405个（Bigler and Signorella 2011）。
那么，是什么原因推动着单性别教育的发展呢？
对于单性别教育的迷思
总体而言，这些单性别教育的倡导者多认为男性和女性在认知方式和社会化过程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男女同校教育抹杀了这些差异，从而影响了两个性别各自的全面发展。在相关研究和公共讨论中，单性别教育的益处大体被归为两类：
1. 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学术和非学术报告、著作问世，这些出版物的主要焦点都放在男女同校教育下女孩所面临的不公平对待上（Bigler and Signorella 2011；Mael 1998）。比如，很多报告认为，许多男女同校教育课程的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都采用了男性视角，而排除了女性在其中的价值和作用。
因此，特别是对于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女生而言，这种“一元化”的教育体系极大地伤害了她们的自尊心和心理健康。而相对的，女校则被认为是逃离种种性别歧视的乐土。这些报告认为，没有男生的教室，将会极大地改善女孩们的学习成绩和心理健康，从而推动社会中的性别平等。
2. 随着越来越多心理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日趋成熟的神经成像（neuroimaging）技术，很多讨论将单性别教育的合理性立足于男性和女性大脑的不同结构和功能上。尽管很多相关结论都在之后被证明缺乏可靠而严谨的科学证据，但遗憾的是，作为公共言论，它们仍在新闻界和教育界广为传播，并极大地刺激了单性别教育的发展和壮大。
单性别教育真的对孩子更好吗？
通过以上的讨论，恐怕大家已经发现单性别教育的科学性已饱受质疑。而在近期的一系列相关研究中，研究者们不仅具体批判了单性别教育“以讹传讹”的所谓益处，更系统探讨了单性别教育对于性别角色塑造和身心健康方面的危害。
1. 很多相关研究发现，这些早期的研究忽视了“选择性偏误”（selection bias）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具体而言，接受单性别教育和男女同校教育的孩子往往存在着种种性别之外的其他差别。比如说，接受单性别教育的孩子多来自经济条件较好以及具有宗教背景的家庭，因此，他们更好的学习成绩和心理状态其实是源自于良好的家庭环境（Bigler and Signorella 2011；Mael 1998）。
2. 多项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均显示，男孩和女孩的大脑结构和功能并无显著差别，而他们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能力也并没有生理性的先天差异（Elliot 2013；Halpern et al. 2011）。具体而言，男孩和女孩在听觉（hearing）、视觉（vision）和自动神经功能（automatic nervous function）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其差别并不显著。相应的，他们在阅读、计算及其他学习技能上的差别也并不具有神经学基础。
由于社会化等非先天性的其他方面原因，男孩和女孩往往会显示出不同的学习兴趣。但实质上，在基本认知（basic cognitive）、情绪（emotional）和自我管理（self-regulatory）能力等方面的性别差别却远比不过单一性别内部的个体差异。
不仅如此，相关研究还进一步表明，相比起男女同校教育，单性别教育具有种种弊端。它不仅无法推动女孩建立更强大的自尊心和对男女平等的强烈观念，单性别教育对于性别差异的格外强调，反而会使孩子们失去对于社会的全面认识，失去通过交流和互动改善男女不平等的机会，而同时强化他们对于自身性别的刻板印象（Halpern et al. 2011）。
而对于孩子的自身发展而言，单性别教育会使他们失去培养自身应对混合性别环境的机会，比如将来的工作场所（workplace）、家庭（family）和公共情境（citizenry）。有一项基于英国社会的研究表明，曾经接受单性别教育的40岁男性相比起接受男女合校教育的40岁男性更有可能离婚（Halpern et al. 2011）。
而另一项研究则表明，相比男女同校教育下的女孩，接受单性别教育的女孩由于性别意识的格外强化，更可能被饮食障碍（eating disorder）以及对外貌（physical appearance concerns）和性别角色（gender role concerns）的担忧所困扰。
也就是说，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女校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她们暂时性地逃离一些直接的性别歧视，然而，社会远不是一艘真空仓，或迟或早，她们将不得不独立去面对一个既有男性也有女性的世界。因此，学生时代的“过度保护”并非一种健康可持续的保护方式。对于混合性别环境信息的缺失和对女性身份的过分强化，反而会使“回归现实”后的她们更加脆弱无力。
结语
由此可见，政策、社会舆论和科学证据之间有时可能存在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巨大鸿沟，而这种差别的后果往往非常严重。就教育选择而言，如何在听来有理却未必正确的常识和严谨的科学证据间做出选择，兼听则明的态度不可缺少。而通过有限的观测值和严格的研究方法，尽最大可能性地去接近真实，不惧挑战政策、舆论以及前辈的结论，则应是身为研究者的基本职业准则，事关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