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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映红:中国社会最需要接受性教育的是父母

大约两年前,一名移民加拿大,定居安大略省密西沙加市(Mississauga)的大学同学忧心忡忡地告诉我,她和其他的许多中国家长一起,准备去市政厅向安大略省的省长韦恩表达抗议。抗议什么呢?反对加拿大安省当时通过并计划推行的新性教育课程。

参与抗议的人群除了来自中国的移民家庭,其他大多是西班牙裔以及印度、巴基斯坦裔的移民家庭。这些忧心忡忡的家长们聚集起来,质疑省政府推行的新性教育课程并未充分地征询民意,只是将一小撮人的生活态度,强加给其他人身上。安省政府在计划推行新性教育课程前,向大约4,000名家长发问卷征询意见,但参与抗议的几百名家长却表示毫不知情,无一知晓有过被征询意见这回事。

此前,参加密西沙加市市议员补选的一位候选人,甚至用手推车蒐集了几千封家长的请愿信到路边邮箱投放,以反对该新性教育课程作为竞选主张以吸引选票。

事实上,抗议新性教育课程的活动在整个安大略省各个城市都有展开,他们通过寄发请愿信、在公共场所聚集抗议、在听证会陈述反对意见以及通过媒体发表对新性教育课程的批评等方式来试图阻止新性教育课程落地。

那么,这些家长们反对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根据安省前一年通过的关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修订草案政策法规(ACB和ACB R-1),安省政府要求学校教师在儿童性别社会化过程中不要为孩子预先设定目标,应该保护儿童自主选择性别并对儿童的性别选择保密。

用通俗的话来讲,按照我们日常的经验,家长和学校教师都会根据孩子的出生性别来为他们的性别社会化设定预先的目标,男孩就培养成男孩的样子,女孩就培养成女孩的样子。但是,安省的新性教育课程则告诉教师和家长,让儿童自主选择自己的性别。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男孩(生物性别)想像女孩(心理性别)一样生活,使用女厕所而不是男厕所,那么学校教师将不会干预、矫正他,而是顺其自然并为他保密。

两年后,北京师范大学编写并在国内一些小学校实施的性教育教材也引发了家长们的争议。一些家长通过在微博上吐槽的方式,对这本性教育教材的内容表达了忧心忡忡。一位小学二年级学生的妈妈在微博上发了教材的部分截图并吐槽说:“现在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学习了吗?这本书这样编辑真的好吗?确定这学校里发的不是一本假书?”

这位家长的吐槽得到更多家长的共鸣,很快就在微博上掀起争议。也有评论者发表文章附和了家长们的担忧,认为这套教材的问题是“太把性教育当回事了”,认为性教育应该是“实践”,而不是“理论”。“理论”讲得太多,有时候就诲淫诲盗了。

这两年我在高校向心理学专业学生开设了《性心理学》课程,性教育也是课程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按照我课堂讲授的观点,北师大编写的这本性教育教材是相当不错的一本教材,它不仅向孩子们普及了浅显而科学的性知识,关键是其中的性观念很赞。

例如,教材中告诉孩子们,“选择不结婚是个人的自由”;告诉孩子们同性恋也是正常的,不能因为性倾向对他人歧视;告诉孩子们“人生而平等,不因性别不同而不同”等等。

事实上,不仅北师大编写的这套性教育教材我会点赞;对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所推行的新性教育课程我也持赞同态度。当然,我会理解许多孩子家长们的担心。无论是身居加拿大的中国移民的家长,还是在国内学生的父母,他们的担心都如出一辙,即对超过他们经验的性教育内容可能对自己的孩子带来的影响而不安。

其实,我们每个人对超越自身经验和见识的东西都会产生疑虑、不安乃至恐惧。家长们对性教育中超过他们经验和见识的那些内容当然也会产生同样的反应,何况这会影响到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长。我相信,每一个站出来吐槽、质疑、批评、反对性教育中的这些内容的父母,都是出于对孩子朴素的爱,无论他们是在加拿大,还是在国内。

那么,为什么我个人会对教材或课程中那些让家长们感到不安的内容点赞呢?道理其实很简单,并不是我有多么权威或者正确,而是因为专业的原因,这些内容我能够理解而且了解它们对孩子们来说是积极的,是有益的。

比如,我在生活中听到许多家长表达类似的观点: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那怕他们表示自己并不憎恶,也不歧视同性恋,但就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问题是,无论家长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也无论家长夫妇俩是否是典型的异性恋,他们的孩子都可能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同性恋者,这是一个概率问题。关键是无论家长愿意还是不愿意,一旦他们的孩子是同性恋,如果他们没做好准备接受,就必然会给自己孩子带来困扰、误导甚至压抑,轻则影响孩子自然的性发展,重则导致严重的人格及其他精神障碍。

而一个孩子是否是同性恋,在幼儿期,儿童期是反映不出来的;一个人的性取向通常要经过青春期的发展才能显现出来。如果一个儿童从小接受的性教育就是异性恋是正常的,同性恋是不正常的,那么他成人后一旦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同性恋者时,他的自我及人格发展都会受到不容小觑的负面影响。像去年在美国迈阿密枪击同性恋酒吧的阿富汗裔枪手,就很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不接纳自己性取向的同性恋者。

换言之,一个家长没做好接纳自己孩子可能是同性恋的准备,那么这对父母将有5~15%的概率可能会误导甚至戕害到自己孩子。人群中同性恋者的概率大约在5~15%左右,取决于评定的标准。现代生物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决定一个人性取向的是多组基因,所以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兼具不同程度和比例的同性恋与异性恋倾向。近年,更是有研究证据表明同性恋很可能是优势异性恋(即在生育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性吸引特质)的副产品。从生物学的角度,决定胚胎性别的主要是来源于Y染色体的性别决定基因SRY;而决定个体未来性取向的是其他的基因,二者并无必然关系。也就是说,母亲传承给女儿的优势性吸引基因(如对男人的强烈倾慕倾向),也同样会传承给儿子;反之亦然。

不仅一个孩子未来反映出的性取向如是,他的其他性发展维度上的性特质也如此。从现代性心理学的角度,衡量一个人性特质的重要维度,除了性取向之外,还包括性别取向,以及性欲取向。而且,后两者与性取向一样,都受到基因或者先天的因素决定和制约,从人群分布上呈现出从典型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连续谱系,而不是简单地划分为几个范畴。

性别取向决定了一个孩子是否认同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出生性别,这也与基因以及在母体发育过程中的胚胎激素环境有关。也就是说,一对普通的父母,他们的孩子也同样有一定的概率会像金星老师那样不认同自己的出生性别。而这也正是加拿大安省新性教育课程引发争议的焦点之所在。人们所习惯的,传统的性别社会化引导,必然会给那些与生俱来有着跨性别倾向的孩子带来困扰、误导甚至压抑。而要善待这些孩子,就不能在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给每个孩子根据他们的出生性别设置预先的目标。

潜在的性欲取向决定了一个孩子成年后对性的渴望程度,从无性恋——似乎没有性欲,但又并非任何病理因素所致,在人群中占大约1%的比例——到性欲亢进也是一种渐进的连续谱系。不同的性欲取向会影响个体接受怎样的性价值观,倾向无性恋方向的人会自然而然地接受相对保守的性价值观而不感到压抑,但性放纵的主张更可能带给他们困惑而不是释放;相对地,倾向性欲亢进方向的人会更可能接受自由的性价值观,保守的要求对他们无疑就是对人性的压抑而不是保护。

客观地说,中国社会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父母哪怕他们生儿育女了,却也并没有具备这些性知识以及建立在科学性知识基础上的积极性观念。他们更多地依据他们的有限的性经验以及性偏见来影响他们的孩子。因此,在面对一本反映了科学性知识以及积极性观念的性教育教材或者一门新性教育课程时,他们的既有的经验和见识远远不足使他们理解以及接受。

既此,不难看出,我们社会不仅需要对儿童普及科学的性知识,积极的性观念,更需要向更多的父母普及这些知识和观念。毕竟,无论学校怎样用这些知识和观念来教育孩子,也无论有多么优秀的性教育课程和教材,回到家里,如果父母对科学性知识一知半解,甚至充满性偏见和性迷信,或者持有狭隘、退缩的性观念,那么学校的性教育对孩子的积极影响也只能微乎其微。毕竟,家庭性教育比学校性教育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大。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最需要接受性教育的恐怕是父母,而不仅仅是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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