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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平等打碎了美国梦

在美国,机遇的最佳升降机是教育。但从一项新研究可以明显看出,升降机坏了。

我们希望每一代人都能更好,然而,当前一代美国年轻人中,受教育程度低于其父母的(29%)要比高于其父母的(20%)更多。

在父母没有读完高中的年轻美国人中,自己能够读完大学的只有5%。而在其他富有国家,这个数字是23%。

美国在军事上投入数以十亿计的美元与俄罗斯抗衡,但也许我们应该在教育上比一比。俄罗斯成年人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是所有工业化国家里最高的——这个位置曾经属于美国,然而现在我们在这项排名里一直往下掉。

这些数字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的年度教育调查报告,美国人应该为此感到震惊。

美国梦的一个基本元素是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是社会和经济流动性的润滑剂。然而这个梦似乎已经移居海外,因为从OECD研究来看,很多国家在教育流动性上做的比美国好。

一直到2000年时,美国持大学学历者在人口中的占比还排在第二位。现在已经跌到第五。在25到34岁这个年龄段——这一项指标可以反映我们将来的排名——我们排在第12位,曾经贫困的韩国现在是第一。

皮尤(Pew)的一项新调查发现,美国人认为对我们国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贫富差距的拉大。然而我们建立的这个教育系统,以地方物业税为依托,给市郊那些最不需要帮助的富人孩子提供了最好的学校,给内城那些最需要拉一把的孩子提供了不能正常运转的危险学校。美国的教育系统,有太多时候是在放大不平等,而不是放大机遇。

我父亲是二战难民,他逃离乌克兰和罗马尼亚,辗转到了法国。他的法语毫无瑕疵,照理说应该在巴黎安顿下来。然而他认为法国的阶级过于分明,对一文不名的东欧难民来说很难有机会,甚至他的孩子那一辈也不行,所以他就去了美国。他不会英语,但1951年来到这里时,他买了一份《纽约时报》周日版,开始自学——然后他靠自己的努力上了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和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

他是乘着美国梦走向成功的;他唯一的孩子也是。他在1951年赌美国的机会比欧洲好,这是赌对了,然而放在今天,他就是错的。研究人员发现,欧洲现在的经济和教育流动性要强于美国。

让人尤为伤感的是,正如时报同仁爱德华多·波特(Eduardo Porter)上月提到的,平等主义教育曾经是美国的优势。欧洲国家擅长为精英提供一流教育,但是美国的大众教育领先。

到了19世纪中期,美国大多数州都会向绝大多数的白人孩子提供免费的小学教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直到1870年也只有2%的14岁孩子在读书。

而美国还是第一个实现让多数孩子上高中的国家,那是在20世纪30年代。相比之下,一直到1957年,英国的17岁孩子只有9%在读书。

我们在大众教育上的绝对优势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曾掷地有声地说,这是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然后我们搞砸了,最新一期OECD报告显示我们正在被世界甩在身后。

美国实际上变成了19世纪的英国:向精英提供一流教育,大众教育却衰败不堪。

我们在早期教育上尤为失败。在OECD报告中,参加了教育项目的3岁孩子平均达70%。美国是38%。

在某些地方,美国的教师给人留下了懒惰的印象。但从OECD报告看,美国教师的工作时间远比外国同行要长。而美国教师的收入是美国大学学历工作者平均收入的68%,OECD报告中的平均值则是88%。

解决教育系统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权挑战。出发点应该是宣弘一种生于美国但已经背井离乡的道德观: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升降机,给所有孩子的人生一个公平的起点。

我们要修好这台升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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