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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教授在加拿大教书见闻:上课和做学术都无比自由

一晃来加拿大十几年了,本人经历和许多中国大陆来加的同胞大概差不多,先是进研究院苦读,拿到学位以后找工作。如果有什么特别的那就是我的专业是政治学,念到最后这专业就好像是鸡肋,明知道混到学位后找工作大不易,还得硬着头皮往下念。最后总算在一所不大不小的学校稳定下来了。

课时安排都由自己定制

我是真喜欢教书。在大学里做教授,第一当然是“看上去很美”,在社会上受人尊敬,对人的虚荣心大有帮助;第二就是自由。对我来说,这个自由弥足珍贵。教授不坐班,从五月到八月一般还不用教课。在这里教过书的人应该都有体会,大学教授的学术自由自不待言,在教学上的自由也够富裕的,比如说,一旦决定你教什么课以及课时安排,用什么教科书、考试和记分的形式就全都取决于教授自己了。

先说教科书,大家都知道在北美大学念书一项大开支就是教科书。当了教授以后才知道,教授的教科书几乎百分之百不是自己买的,而是出版商送的。学生可就苦了,赶着掏钱吧。我的办法是为了照顾穷学生,一般尽可能的找一本指定教科书类似版放在学校图书馆的存书室里,对穷学生来说你要真买不起教科书也能有书看。这个办法颇受学生欢迎,不过估计出版商不会高兴,好在咱尽可能不让他们知道。

至于考试,教授愿意怎么整治学生都可以。当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般来说,二百号以下的课(相当于大学二年级以下的课程)应该有闭卷的期末考试,本科高年级或是研究生的课就随教授的便了,有考试也大都是TAKE HOME(带回家)。不过学校也不是完全这么轻松,比如严格规定课程的评分标准里,在百分制的情况下至少应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可以让第三者客观评价的,这是为了出现争议的时候学生可以找学校有关部门仲裁。

另外,各大学的评分标准自不相同,同校不同专业的评分也不尽相同。比如说,数学课给一百分不稀奇,可我们政治学的课从我当教授时起的标准就是九十分即满分,如果你专业平均分能到八十分以上,那就算是好学生了。

说来说去,最自由化的应该是老教授了,混的年头多了,又早就有了终身教职,一般的课也不用准备,上了课就开侃,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何等潇洒,就是学生不满意也没辙。又用不着紧着出文章、写书、找研究经费。所以说凡事都有两面性,这终身教职本来是为了保障学术自由的,现在到好,没紧箍咒的孙悟空可就成猴精儿了。

政治正确性和性骚扰

在北美现在有个时髦的新词,叫做“政治正确性”(POLITICALLYCOR—RECT)。倒不是莫谈国事让你闭嘴,而是你说话时遣词用语和交往做事的时候要小心,自己一定要态度公正。

比如说,在正式场合,称呼黑人要说非洲裔美国人;在课堂上讲课,泛指人的时候一定要说“HE OR SHE”,否则你就有性别歧视之嫌疑。我有时候就觉得这政治正确性有点过。之前念博士的时候,我曾接到过一份“教职人员品行规定”的材料,很有趣,比如说:如果有异性学生来办公室,门一定要开着;与学生避免任何身体部位的接触;不得对学生的外貌作评价;如果你与学生有浪漫关系,那你应马上申请回避等等。总之大都是告诉你与异性学生相处时保持必要的距离。

这政治正确性里的一大内容就是反对性骚扰,在北美性骚扰有点成了谈虎色变的事。

在我念研究生的时候,一个朋友在学校的电脑房和一个也是从北京来的女同学为用电脑的事出了争执。那时候两人跟斗鸡似的,都够狠的,我的这位朋友吧,什么都好,就是喜欢用老北京的三字经来表达亲近感。谁知那天他不承想用三字经骂了那个女孩,结果那女孩一怒之下就拨了报告性骚扰的电话。学校性骚扰办公室的人可真当回事,把警察也叫来了。

这下子事闹大了,警察叫来一个在场的中国学生作证人,问他我们这位老乡是怎么骚扰那位女生的。这位中国同学挺公正,说其实也没什么,就是骂了几句。他老老实实地把三字经通报了一下。他用的是直译:“他骂她说她出生的时候她妈还没结婚呢。”那警察一边记录,一边一脸的不明白:这怎么是骂人的话呢?

看来加拿大警察也搞不清在中文场合里性骚扰和打情骂俏的区别,要不就是人家觉悟高,把我们的封建文化给比下去了。

总之,我的那位朋友最后还是写了份检查才了结了这桩公案。依我看,这故事对男士的教训是:要尊重女士,否则你就找倒霉吧;而对女士的教训是:还是加拿大这地方讲理,真正可以得理不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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